既然以行与事示之，就隐含着人格神的某种自我否定。

[32] 所谓自然、本然，都与天或天道有关，朱熹虽然以理释天，但天的实际意义则是指自然界。据德，则道得于心而不失。

如果没有解字，一切学问无从谈起，故欲令先通晓文义，就文求意，但凡看文字，非是要理会文字，正要理会自家性分上事。但这是不是像牟宗三先生所说，开出了横摄的系统呢？即不同于《孟子》《中庸》所代表的综贯系统的另一个系统呢？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，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。[3] 朱熹所说的情，显然是指情感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这是自然界的最根本的功能。

因此，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[25]，这样才能将书中的义理断得清清楚楚。理之极是什么？就是生理亦即仁理，这也就是明明德。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，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在新生体检复查中，我由于色弱，不适合学地质，便由理科转到了哲学系。于是我完成了研究工作的第一部著作——《理学的演变》。一是中国哲学从一开始，就重视生成问题，无论老子的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还是孔子的天生万物，实际上是讲宇宙生成论的，而生是一个过程。于是我选了张世英先生开的黑格尔哲学（当时只开设了这一门西方哲学课）及邓广铭先生开的宋史课。

但是，所谓现实关怀，并不等于一味地为现实进行论证，哲学的主要功能是批判，即通过批判的方式解决现实中的问题。（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3次印刷）这样，实质的问题就变成：不是中国哲学有没有主体思想的问题，而是有什么样的主体思想这样一个问题了。

但是，要提出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最难的。这也许就是民国时期的私塾不同于从前私塾的地方吧。[2] 前者是历史的纵向的研究，后者是理论的横向的研究。在所有的课程中我最喜欢数学，因为数学不用死记硬背，有点近于游戏，只要学会计算方法，就可以一通百通。

因此，我在完成《理学的演变》和《理学范畴系统》之后，不再做断代史或个案研究，更不做所谓宏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。但是，中国哲学则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。现在看来这不是个什么问题，但在当时是一个原则问题。这是实体论的根本特征。

其实，自己什么也不懂。我很晚才回到研究岗位，但是如果说在学术研究中能有发言权，就不能不说得益于这十年的功夫。

天地只是以生为道（程颢语），自然界是有生命的，是一切生命及其价值之源，哲学要回答人从何而来，到何处去的问题，就应当从这里寻找答案。了解古人的思想，并不等于自己有思想，要变成自己的思想，则要经过精神的创造。

这就是我对中、西哲学关系的总的看法。每晚睡觉之前，他就开始给我讲些充满智慧的历史故事和文学典故，我也喜欢听。我是在研究的基础上，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提出问题的。在村子里谁家有难，她都会无私地帮助，正因为如此，母亲在全村享有极高的威望，受到人们的尊敬。儒家的仁民爱物、民胞物与、天地万物一体，更是尊重自然、尊重生命，以实现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生命和谐为最高境界。冯先生要求我们打基础、练基本功，不仅是经验之谈，而且是对我们的真正关心和负责。

这个问题对于现代人而言，不仅没有过时，而且具有更加特殊的现实意义。在当前文化多元化、信息化的时代，我们寻找西方的哪种学说来解释中国哲学呢？当然，我们可能从不同的角度，找出不同的西方哲学来解释或建构中国哲学，从而形成不同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系统和方法，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，仍然是西方式的。

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，儒家所主张的理性，为什么不是纯粹的认知理性，不是纯粹的形式，而是情感理性，是有内容的形式，为什么不是概念式的抽象理性，而是不离日用伦常的具体理性。它是存在论的，不是观念论的。

我认为这种心态是很不正常的。从我记事时起，就看到母亲一年到头，从早到晚，从未停止过劳动。

——编者注 [6] 蒙培元：《情感与理性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。而是进入问题的研究，提出一个问题，进行研究，接着再提出一个问题，继续研究，直到现在。但是需要我们保护和培养，当然更需要异域文化的滋养。冯先生还特别要求我随时了解学术动态，了解学术研究的状况及其进展，掌握研究中的问题，全面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，做到心中有数。

当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之时，我们如何应对？我的体会是，首先放开心胸和眼界，积极了解和吸收新的知识营养。所谓回到原点，决不是回到过去，回到前现代甚至古老的农业社会，而是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源问题，跨越历史的鸿沟，从而走向未来，认真克服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。

所谓开放，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开放，首先是观念的开放、思想的解放，这对搞研究的人来说，尤其重要。因此在作文比赛中得了全校第一，高考时也得了高分。

记得在文革期间，有外国记者问冯先生：你为什么研究中国哲学？冯先生回答说：我觉得中国哲学很好玩。古人说：十年寒窗，我则是十年寒夜。

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我逐渐产生了一个念头：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。这也就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区分开了。但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，王阳明思想是从朱子学演变而来的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朱子学分化的结果，从理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来看，是为了解决朱学中如何实现心与理一的内在矛盾而出现的。——编者注 [7] 蒙培元：《人与自然——中国哲学生态观》，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。

因此，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是不分的。前者是从逻辑认识的层面上说的，即形而上者是经过逻辑抽象之后的观念形态的东西。

从这里便可得出一个结论，即从本体的意义上说，心就是性，就是理。——编者注 [3] 蒙培元：《中国心性论》，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。

总之，在中国哲学中，只有一个世界，没有两个世界，即没有西方哲学那种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对立。有学问并不等于有思想，而思想才是可贵的。